2019年11月15日，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联合国“非洲制造倡议”、中地海外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等10余所国内知名高校和智库、企业的20余位学者、专家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具体合作领域及其政策保障等议题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研讨。

一、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环境变化

深化经贸合作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但在未来几年其战略环境可能存在重大变化，需要前瞻性研究和思考。

首先，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将有重要变化。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研究员认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应从三个方面把握，即当前的客观环境、其现实变化及未来趋势。中非经贸合作的国际战略环境的挑战仍是西方大国，集中在利益冲突、价值观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三个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詹世明副编审认为，中非合作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要警惕美西方对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干预和破坏。对此，外交学院《外交评论》主编陈志瑞研究员认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应更多从如何推动合作的角度思考，中国走出去要更多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和管理。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指出，在干预中非合作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明确表面上似乎没有形成合力，但实际上有所分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研究员认为，相比十年前，欧洲今天对中非关系的认识更加理性。

其次，深化中非经贸合作也面临着来自非洲的深刻变化。非洲仍相对不稳定，特别是恐怖主义因素仍将长期存在。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王涛副研究员强调，撒哈拉地区极端主义主要原因是以河湾为中心的农业和北方的游牧业的农牧对抗；在非洲反恐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当更为鲜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王洪一副研究员认为，撒哈拉地区恐怖活动分化组和很大程度上还是和经济关系密切，经济根源问题值得注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周玉渊副研究员认为，非洲一些国家发展增速过快可能是导致这些国家冲突的原因之一。中国前驻卢旺达大使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舒展也认为，发展具有阶段性，转型期可能也是矛盾相对集中的时期。张宏明研究员强调，非洲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国家治理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

最后，深化中非经贸合作也面临研究不够充分的问题。舒展大使强调，深化中非合作特别是经贸合作面临至少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缺乏实现双赢的恰当和合理的理论框架支撑，二是如何应对国际环境持续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三是非洲人的代际更替研究不足。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梁益坚副研究员认为，对中非关系的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摆正心态，不要家长式研究问题；二是要注意到非洲的机遇，如人口红利、财富转移、非洲的中产阶级的崛起等；三是要将视野放得更长远，不要为短期利益所扭曲。

二、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具体领域

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向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特别是，中非投资合作正进入一个从以工程承包为主转向以股权投资带动的转型期；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人才、视野等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同时，中非经贸合作中也存在大量需要改进的问题，面临诸多外部不实批评和指责。

对非投资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地位正持续上升。联合国“非洲制造倡议”首席经济学家程诚博士认为，中国对非发展融资应多支持私人领域，多支持农业领域，多支持中小型企业投资，多支持合作项目。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李湘云助理研究员认为，非洲的旅游资源开发需要与中国开展积极合作。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赵畅分析了中国对非电力投资的潜力，认为非洲有重大的电力需求，同时并不缺乏对电力发展的规划，但其统筹规划能力、电力基础设施等的不充分对其未来发展有着重要阻碍。特别是，非洲电力的核心是没有市场，而这又源于非洲工业的欠发达，因此规划本身难以落实就不难理解。程诚也指出，非洲电力问题不是电价太高，而是电价太低，因此电力生产无法实现盈利。陕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武涛博士认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和南部非洲国家进行对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机遇。

中国对非投资的方式也在升级，正逐渐从相对单一和分散的投资转向集中性的、产业链似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王洪一认为，在非洲的产业园和工业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困难。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巴黎俱乐部不一定服务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周玉渊认为，非洲有很多项目，但如果从商业化的角度看具有融资可行性的并不多。张春指出，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其实面临很多问题，面临着重大的升级压力：一是地理分布不平衡，行业分布集中在较低端领域；二是抱团出海问题突出，表现为自我孤立、内部竞争；三是东道国自主性问题，仅适用于中国，并未体现开放性；四是中国国家利益与非洲国家利益平衡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周玉渊副研究员认为，多边金融机构仍是非洲国家债务存量的主要来源，快速增长的私人部门和商业贷款是非洲国家债务增量的主要来源。虽然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受到高度的关注，但基于非洲总体的发展形势，非洲当前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债务危机风险。非洲国家是中非债务关系中的主动方和主导方，中国在债务问题谈判中的政策和选择空间非常有限。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永宏研究员认为，科技合作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可发挥更多的支撑作用。中非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即基础研究、技术转移和联合研究。中非知识生产共同体的建构，可使非洲成为中国与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重要一环。中非经贸合作方式要改变过去粗放经营、工程承包为主的模式，要更注重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全面合作。詹世明认为，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的问题跟其他领域里面合作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王洪一认为，在非洲产业园和工业园区方面，规划已建成，效益也很好，但尚存很多问题，涉及融资困难，产业园基础薄弱，债务问题等。

三、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政策保障

中非经贸合作的深化需要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的政策理念和机制加以保障，涉及大量问题。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贺鉴教授认为，中非需要加强法制合作，特别是中非海洋经贸合作方面的法律保障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副教授分享了赴刚果（金）因加3期水电站实地田野调查案例，认为应对在非洲中国的负面报道保持平常心态。融资便利问题是中国在非洲海外工程项目风险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及早改善。张春强调，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升级和新建，需要重视东道国的所有权和自主性，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升级境外经贸合作建构的指导理念特别是提高企业的出海能力，还需要对多方利益作出更有效和更合理的平衡。在对非投资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和跟踪，及时改进对外投资的理念和方式，最大化对非投资的发展有效性。

中地海外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毕煜鹏以自身公司实践为例，讨论了企业走出去的被动性与主动性问题，认为应当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建立中国标准。陈志瑞认为，国际合作有助于产生符合利益中国的规范和标准，应当更多从具体项目层面逐步推进，避免引发战略性关注和系统性矛盾。王洪一强调，美国标准目前在非洲仍较受欢迎，中国标准认可度有一定局限性。舒展大使指出，既不要拿欧洲的标准要求非洲，也不要用中国的标准要求非洲，而应当用非洲的标准看待非洲。

金玲对中欧非三方合作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作了深入讨论，认为中欧非三方合作的利益总体上在不断上升，非洲现在是欧盟争取的主要力量，是欧盟发挥多边主义的重要舞台。但也应注意的是，中欧非三方合作并不仅限于与欧盟机构的合作，而是涉及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复杂的多层次合作。三方合作应主要聚焦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王涛强调，中欧非三方合作不应从诸如管控边界、反恐等高政治领域入手。通过调研当地中资企业发现，参与安全领域合作应绕开美国、欧洲设计好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对中国更有利。张宏明研究员认为，在三方合作的问题上，事实上各方都有自身利益考虑，各方的观念并不统一，因此其落实最终落实仍取决于具体企业和具体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