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中非战略伙伴关系2035年愿景前瞻”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
Yunnan University Held Seminar on "Sino-Afric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Vision 2035"

发布时间 Release time: 2021年07月04日 阅读次数 Hits:

 2021年6月25日,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非战略伙伴关系2035年愿景前瞻”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这是云南大学“构建更为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系列研讨会的第四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中非2035年愿景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中非2035年愿景的第三方因素”、“面向2035年的中非经贸合作”以及“面向2035年的中非和安合作”四个主题展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贵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国际论坛》、《区域与全球发展》、《文化纵横》、复旦出版社,以及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高校、期刊与出版社的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研讨会。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党委书记张永宏研究员作开幕致辞,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贺鉴研究员作会议总结。现将会议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中非2035年愿景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经过21世纪头20年的发展,中非合作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为面向更为长期的中非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政治与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和平与安全合作等方面。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张艳秋教授以“新冠疫情下中国对非数字公共外交的挑战与路径”为主题进行发言。张教授指出,当下对非国际传播研究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对非传播面临诸多挑战,舆论环境不容乐观。一方面,中非之间大众传播的媒介体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新兴的社交媒体又使媒介环境更加复杂。此外,疫情之下传统公共外交中的人员交流模式受限。为应对中国对非公共外交中的上述挑战,张教授提出借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同时提供多元报道的“建构性新闻”为理念,开展与西方及非洲新闻实践和理论的融通对话;同时,积极创新媒体模式下的数字公共外交,加强双向对话及关系建立,披露假新闻和虚假信息,鼓励非政府行为体进行发声,深化与当地媒体和友华记者的合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颖教授以“‘一带一路’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对接”为主题进行发言。张颖教授提到,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的契合点,如何实现对接对中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张教授指出,双方有着对接的战略基础:一是基于全球化认同的理念对接,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都有发展的需求,都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二是共同发展地位的对接,这主要基于中国目前正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非洲国家也试图通过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三是基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历程和非盟目标对接,即共同的目标对接。对接时,我们应该加强与非洲大陆自贸区成员国的沟通机制、推动建立中非自贸区、发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提升非洲大陆自贸区的互联互通、数字化建设、扩大金融合作等。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刘伟才副教授围绕“中非2035年愿景的经济基础”发表自己的观点。刘伟才副教授认为,从殖民时期开始到现在,大国与非洲合作的经济基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投资、援助、市场,其中援助和市场尤其重要。援助方面,“一战”后,宗主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一直持续,一旦援助停止,双方关系就可能出现问题。市场方面,单纯从经济角度讲,非洲很多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但是为了双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宗主国可能需要有针对性地将一部分市场分配给相应的国家,即便自身要为此付出代价。从历史来看,大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基础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夯实,从这点上来说,现有中非经贸合作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因此,中非合作的风险和挑战仍不容忽视。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姜恒昆以“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的历史与基础”为题进行发言。姜恒昆教授指出,中非安全合作起始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在新世纪得到深化。一是中非安全合作渠道持续拓宽,具体包括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的设立、中非和平论坛的建立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等。二是中非安全合作成果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安全议题不断拓展,标志是海外保障基地的设立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三是中非安全合作理念不断发展,包括秉持“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坚持“非洲提出、非洲同意、非洲主导”的合作原则,主张以发展的方式来提升国家能力等。总之,中国与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合作已经达到多层次、多方位和多领域水平,提高了中国大国形象,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在非利益。


 二、中非2035年愿景的第三方因素

 中非合作前景广阔,但也不乏干扰因素;在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第三方可能对中非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都是重要的第三方行为体。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达教授从日本对外战略出发,分析了日本的对非战略及其可能对中非关系造成的影响。从整体的日本对外战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特别关注非洲,将非洲称作世界经济最后的前沿;日本认为非洲是一个很有成长潜力的地理空间。杨达教授重点强调了日非关系的几个维度:一是在机制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是日本对非政策的轴心。这个1993年成立的首脑级会议本来是每5年在日本召开一次,2013年后改为每3年一次,轮流在非洲和日本举行;二是从2013年开始,日本对非政策开始转变,在官方发展援助之外,日本还将非洲定位为未来的商业伙伴,特别强调公私伙伴关系,促进贸易和投资;三是日本与非洲的政策对接特别强调非洲农业工作者,强调要实现这部分人的成长,当然日本也考虑抓住当地需求来实现发展;四是日本也高度重视非洲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非常重视私营企业在其中的作用;最后,日本重视宣传,大力推进所谓“酷日本战略”,这也值得国内学者关注。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冯立冰副研究员从“中印非合作”的角度分析中非合作中的印度因素。冯立冰副研究员指出,三方合作是界于双边与多边之间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共同政治共识、共同利益和互补发展空间前提下的合作。具体到中印非的合作,冯立冰副研究员从三个纬度来分析合作可能性:一是从资源互补角度来看,中印两国是竞争为主、互补为辅,互补性较弱的状态;二是从共同利益角度来分析,共同利益可能包括两方面,即基于某一个议题下的共同利益和应对某一共同威胁达成的共同利益。中印共同利益方面很难说清楚,在共同应对外部威胁层面,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维护和平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存在合作空间和共识;三是政治共识方面,地缘政治问题、大国竞合问题等,使中印在很多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冯立冰强调,印度可以是中印在非洲的三方合作的潜在伙伴国,但不应该是一个优先或者是首选的合作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周瑾艳助理研究员围绕“美国和欧洲的新政策动向”探究了中非合作中的第三方因素。就美国而言,美国历任总统都会制定标志性的非洲倡议。拜登政府还没有真正的非洲战略,但根据今年的竞争法案可以有一些预测。比如,向全球媒体提供1亿美元,制造丑化中国的新闻,用3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基金以评估和抵抗中国的影响力,开展宣传软实力和教育相关的活动,审查中国使馆的海外商务官员和经济官员人数,成立一个以推动非洲民主价值观为使命的组织等。拜登的对非政策也会有一些连续性,即非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仍然处于边缘,拜登的对非政策仍然围绕对华政策展开。欧洲方面则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欧盟对非政策,其实就是两份政策文件:一是2007年非欧联合战略;二是2030对非全面战略。2007年以来,欧盟对非政策重点就是要建立一种超越援助的平等伙伴关系。几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大概有21个)都制定了对非政策。因此,欧盟成员国中的小国以及德国都是可以争取进行合作的对象。

 云南财经大学讲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赵畅围绕“非洲与欧盟国家的合作”进行发言。赵畅认为,非洲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意愿比较强烈,但自身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欧盟不仅可在资金和技术上为非洲提供支持,还可在政策和机制、技术和市场运作上方面提供帮助。尽管欧盟与非洲合作意愿很强、能够给予非洲能力上的补充,但双方的动机存在重大差异。对于非洲来说,构建规范权力、安全考虑、走向联合、地缘考量、经济利益是主要合作动机,而对于欧盟而言,规范权力、安全边界和地缘战略则是其重点。可以认为,欧盟与非洲围绕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合作的可能,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对中国而言,欧非合作与否都有其机会空间。


 三、面向2035年的中非经贸合作

 过去20年中,中非经贸合作发展迅猛;但面向更为长远的未来,中非经贸合作的潜力有多大,存在哪些新的合作领域,都是值得探讨的。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理论战略研究所赵文慧副研究员围绕“新发展格局下的标准化合作”展开讨论。赵文慧副研究员认为,标准化的高水平开放包括制定过程开放、文本信息开放、标准化服务开放、标准化政策开放和标准化合作的开放五个层面。但高水平开放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贸易规则中关于什么是国际标准存在不同的理解;二是标准竞争态势加剧;三是原有的国际平台空间有限,面临增长后劲挑战。对此,赵文慧副研究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发展建议:一是推动团体标准的发展;二是以海外产业园区等为场景,探索标准的海外应用与合作;三是围绕我国标准化工作机制与模式做好增信释疑、交流互鉴;四是推动重点领域的标准合作,尤其是在发展议程中推动基础性标准、绿色低碳标准等全球共同关心的议题合作。赵文慧副研究员认为,中非的标准化合作,应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标准化生态系统的重要内容。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瑾副教授围绕水资源问题探讨中非经贸合作的前景。张瑾副教授指出,非洲的水资源丰富,但利用率却很低,目前不足5%的利用率;非洲水资源的多国“共享”,时空上多寡分布不均,供水率和利用率低、水处理能力弱等问题都严重制约着非洲社会的长续发展。中非水合作分为四个类型:扶贫灌溉和民生基本工程、水能和水电开发、环保、旅游。面向2035年中非水合作的领域应该综合考虑骨干大坝项目及规划高地调水、含水岩层开发等项目,将中国参与非洲水资源开发项目的民生性与商业性合理结合,在工程中提升设计美学和社区服务,提升技术互鉴,文化共享。同时,也应对小型水坝或配套电力资源设施进行投资,在清洁用水、环境治理经验等方面互鉴,促进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以基础的水资源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此外,就如何讲好中国在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张瑾副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梁益坚副研究员重点分析了非洲工业化的新发展及中非工业合作的前景。他指出,在过去20年里,非洲工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并在理论、政策、实践层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非洲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以及技术革命机会窗口已经打开,并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了红利:一是利用人口红利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利用技术革命的窗口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建设数字非洲和创新非洲的速度将越来越快;四是建设绿色非洲和健康非洲的意识越来越强。梁益坚强调,非洲工业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协同双赢将成为非洲工业发展的方向,因此应强调中非工业合作的高起点和高质量;同时,非洲的制造业中心将会显现,摩洛哥、肯尼亚等国已经成为领跑者,这些国家将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成为区域产业互联、市场互通和经济互融的关键承担者和引领者,中非工业化合作应围绕这些国家重点布局。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于忠西围绕中非合作中的新领域即中非太空合作展开论述。她指出,中非太空合作的基础主要涉及政治、经贸和安全三个方面。中国与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非盟等国家和组织都达成了关于航空合作的协议。同时,中非太空合作也面临着一些巨大挑战,主要涉及大国竞争、大国的刻意抹黑、资金限制等问题。于忠西指出,中国同非洲的太空合作潜力巨大、彼此互补性较强,有极强的战略对接机遇。


 四、面向2035年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和平安全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新增长点;面向2035年,中非应着重探讨在安全机制、和平建设、海洋安全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扎实的安全基础。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崔建树教授对非洲的安全安排及策略选择作了全面讨论。崔建树教授认为,目前非洲同时面临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就非洲安全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五点:一是霸权安全,靠大国主导,但地区大国不足;二是均势安全,靠权力来制约权力,但地区制衡不足;三是集体安全,靠机制来进行维持,但集体行动困境难以克服;四是全球性的安全机制难以落实,水土不服;五是地区安全机制发育不足。崔建树教授认为,发育不成熟主要是由于贫穷以及非洲国家正处于从部落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导致。因此,消除贫困、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才是缓解甚至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根本方法;国际维和仍是较为人道的方法,尽管国际维和本身也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如治标不治本、法理依据存在较大争议等。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何银副教授重点探讨了卢旺达实践发展和平方法的案例。何银副教授强调,自由和平是卢旺达屠杀的催化剂。1994年之前卢旺达国内各种族间的差异更多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的;但后来被殖民者利用并贴上政治标签,最终引发冲突。自由和平提倡多党制,卢旺达在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政党。同时,市场民主(自由化)引起市场失序、政治紧张。相比之下,发展和平强调高效的政治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党执政、多党参与,强制协商但有责任的政府,独立自主和建立民主。纵观卢旺达建设和平的实践,可以得出三点经验:一是没有灵丹妙药,不存在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二是发展和平与其他的非自由和平规范都为卢旺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三是独立自主和包容性为确保卢旺达的建设和平实现了本土所有。这样,卢旺达的实践事实既不是自由和平,也不是发展和平,而是由自由和平、发展和平、传统方法以及其他规范共同塑造的混合和平。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贺鉴教授全面讨论了中非海洋安全合作。贺鉴教授指出,双方军事合作已有很长历史,在打击海盗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也有很多实践,已具备一些政策基础。海洋安全目前面临的问题需要首先考虑整个全球海洋环境,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非洲也会面临同样威胁;另外,非洲本土的军事冲突、域外大国介入等也需要关注;最近几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海上安全风险越来越多。海洋生态保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既有国际和区域性规则、相关沿海国的国内法律法规等都存在缺陷。中非双方的海洋利益保护制度也非常不健全。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加强中非海洋安全机制的建设,这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也可适度引入第三方参与。其次,中非目前可能合作的领域应该是非传统安全。最后,要形成合作机制的多层次和全方位格局,通过中非+区域性组织+全球性组织,实现问题的更好解决。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王涛教授以“非洲恐怖主义发展态势”为主题进行发言。王涛教授指出,自2015年以来,非洲恐怖主义的发展有三个基本态势:一是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遭遇失败后,开始大规模渗透到非洲;二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非洲地区展开全面争夺,伊斯兰国大获全胜,基地组织节节败退;三是非洲恐怖主义组织的国际派和本土派的竞争,国际派影响在扩张,但极可能是暂时性的。上述发展态势对非洲的恐怖主义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撒哈拉伊斯兰国全面接管基地组织势力以后,非洲恐怖主义的袭击次数大大增加,针对平民的袭击也大大增加。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非洲恐怖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开始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而网络恐怖主义与传统恐怖主义的结合使非洲恐怖主义传播迅速,很多恐怖组织(比如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甚至为民众提供更好医疗保障和基本教育服务;另一方面,疫情使非洲的反恐努力逐步让位于大国竞争,并导致西方国家在非洲国家反恐军事部署不断减少。最后是新冠肺炎疫情给非洲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对中国而言,进入2020年后,恐怖袭击次数增加,波及中国人的次数也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