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事实上主导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体系理论又都以理性主义为指引的,凡不遵循理性主义逻辑的体系理论,多不被视作严肃的体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的缺陷恰好在于其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应用:体系理论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讨论,而理性主义方法却注重微观层次的考察。这就导致了止步于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简洁有余但解释力不足,而多数引入更为微观讨论的理论尝试又陷入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应当重新强调理性主义的微观关注,将微观研究重新引入体系理论。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一方面尝试将体系理论的宏观层面与理性主义的微观层面相结合,另一方面旨在寻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汇合点,并由此得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本研究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的发展。
前言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但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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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发表于《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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