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落后于其余地区，非洲仍在进入21世纪后全面卷入了冷战结束后启动的体系性转型，进而也催生了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转型。随着非洲经济自2017年以来逐渐回升，强调自主性成为非洲政治、安全转型的基本特征，但在政治层面促进自主治理的同时，安全层面却诱发了明显的非结构性暴力，2019年的发展更逐渐强化了既有趋势。

政治自主性转型：结构性稳定的强化

    自全面独立以来，非洲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即：独立后头十年的继承性治理，此后近20年的本土化治理，冷战结束后的西式民主化治理，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自主化治理。2019年非洲政治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既已启动的自主性转型，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非洲朝向结构性稳定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非洲政治选举中的“逢选必乱”现象大幅减少。因为西式民主在非洲面临着严重的水土不服，冷战结束后，大量非洲国家的民主选举往往导致程度不一的暴力冲突，“逢选必乱”成为非洲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

但近年来，“逢选必乱”现象大幅下降。2019年，非洲共计有20个国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其中部分国家的选举历来让人担忧。2019年2月，尼日利亚举行大选。由于自从上次选举事实上打破了尼日利亚政治中的“君子协定”，外界普遍担心健康状况不佳的布哈里能否连任，且大选再次导致国家陷入乱局。但此一担忧并未成为现实，尼日利亚大选平稳举行，布哈里实现了成功连任。与尼日利亚不同，马达加斯加2019年大选很大程度上是2009年政变后的首次正常选举，马达加斯加大选的和平举行本身也意味着非洲选举政治正逐渐迈向成熟。同样，刚果（金）选举的成功举行，特别是政权的和平交接，使此前对刚果（金）陷入选前或选后动荡的担忧大为缓解。此外，南非、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阿尔及利亚等国的选举也都保持了稳定，标志着非洲选举政治逐步走向成熟。

第二，非洲政治代际更替加速发展，“老人政治”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反殖历史，“国父政治”、“老人政治”在非洲较为普遍。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整个大陆平均而言，18周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但是，与人口代际更替相比，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远非顺利。事实上，非洲仍有多位“老人”在位，最长的已执政达40年。这些领导人并不都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2019年4月，在群众反对、军队不再支持的背景下，在位20年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在位30年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先后被迫下台；而于2011和2017年分别被迫下台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均于2019年9月去世，更强化了非洲政治代际更替不可避免的印象。

第三，非洲政党政治逐渐走上正轨，“短命政党”数量明显下降。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多党政治在非洲往往呈现两个独特特征：一是政党政治经常会异化为“部落政治”，二是相对执政党，在野党往往过于弱小，且存在时间极短。由此而来，“短命政党”在非洲政治中便成为一个常态现象。近年来，随着非洲政治自主性探索的发展，多党政治逐渐走向成熟，一个重要体现便是“短命政党”现象正趋于消失。例如，在2019年举行大选的非洲各国中，几乎没有政党因选举而组建或因选举结束而解散。换句话说，非洲政党政治正逐渐从短期的选举政治向长期的治理关切转型。

第四，非洲大陆和地区层面的政治治理自主性有明显提升。非洲大陆和地区层次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意识形态优势，“泛非主义”有着坚实和广泛的支持。2019年，旨在促进非洲地区一体化非盟“2063年议程”落实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大陆自贸区得到27个成员国批准从而正式启动。与此相应的是，协调非洲大陆和各地区的机制也得以建立，这将为非洲地区一体化提供更好的机制保障。为促进非洲大陆和地区政治治理自主性，非盟在2019年还专门强化了非洲选举管理论坛，重点促进非盟“2063年议程”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对接，特别是“2063年议程”愿景1、6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5“性别平等”、目标6“清洁水与卫生设施”、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能源”及目标11-15等的对接。

安全自主性转型：非结构性暴力的上升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洲安全挑战的基本性质，草根阶层的政治觉醒所导致的安全自主性转型，推动非结构性暴力成为非洲安全的首要挑战。2019年，这一特点在非洲安全领域仍然十分明显。

    第一，结构性暴力特别是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内战已不再是非洲安全的根本挑战。2019年非洲的结构性暴力持续趋缓：南苏丹和解进程尽管仍一波三折，但总体上仍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前副总统马夏尔返回朱巴，并启动了新的过渡政府的组建过程；同样是在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进程尽管充满变数，但仍在缓慢推进，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表明国际社会的整体支持态度；中部非洲共和国冲突各方和平协议的达成，也意味着大湖地区安全局势的好转。

    第二，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节奏失调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导致非结构性暴力持续增长，成为非洲安全首要挑战。进入21世纪后，非洲经济增长较快，但经济分配未能及时改进，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族群矛盾，还是喀麦隆英语区的分裂，抑或是南非和尼日利亚的排外主义，其深层根源都是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步伐不一致引发的协调性矛盾。在此背景下，由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发动的社会抗议与骚乱、各种突发的暴力冲突等非结构性暴力与安全问题呈快速发展态势。这种非结构性暴力发生频率在2019年再次回升，主要是暴动和抗议活动数量再度上升。事实上，“老人政治”在阿尔及利亚、苏丹的终结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抗议的结果；而喀麦隆英语区的独立或分裂运动，也更多是非结构性暴力的后果；同样，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动荡也与非结构性暴力上升密不可分。

    第三，非洲大陆和地区层次的安全治理转型仍步伐缓慢，恐怖主义与海盗活动明显反弹。非洲很早就将“人的安全”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但无论是其非常常备军与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还是非洲人的和平指数建设，抑或2020年消弥枪声计划的落实，其进展都远落后于预期，对于快速增长的非结构性暴力的应对而言仍困难重重。与之相对的是，2019年，一些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恐怖主义活动和海盗活动在非洲有死灰复燃的态势。无论是年初对肯尼亚内罗毕的袭击，还是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和乍得湖地区的再度活跃以及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等国所遭受的袭击，都不仅凸显了恐怖主义的明显反弹，也再度揭示了非洲大陆、地区乃至次地区安全治理的进展不足。此外，尽管索马里海域的海盗事件相比2018年再度明显回落，但几内亚湾的海盗活动却在2018年基础上继续增长。仅2019年1-10月，几内亚湾所发生的海盗事件占全球80%以上，而尼日利亚拉各斯港更是以11起海盗袭击事件高居全球榜首。

    作者：张春，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文发表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变局与调试：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9》，第6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