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 赵娅萍

尽管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但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正式被纳入中非合作仍是2006年后的事情。15年来或近30年来，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诸多现实障碍仍然存在，甚至不能说有较大突破。这一悖论让人不得不反思，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1.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演变与现状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就中非之间到底建设了多少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及取得了何种进展，并无全面且权威的数据。在商务部网站提供的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单中，非洲仅有4家【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站提供了通过确认考核名单、纳入统计范围名单及“一带一路”园区名单，据此可得出中非共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计25家【2】。笔者将这称作“官方认可清单”或“官方数据”。

很显然，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真实数量远不止这些。李祜梅及其团队利用综合性网络手段，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1992-2018年间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数据【3】。尽管仍可能存在遗漏，但相比官方可用数据全面得多。根据这一“整体数据”，中非共建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共计44家。

首先，官方数据和整体数据中的开工年份显示（下图），黄玉沛有关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三阶段论的判断是准确的，但这并不支持他有关建设进展的判断；或者说，仅依靠开工数据，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由单一功能型向产业聚集园区、多功能经贸合作区等的发展【4】。事实上，迄今有关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所有可用数据，都无法得出绩效评估的相关结论。

图：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年度分布（1993-2018）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https://oip.ccpit.org/）及李祜梅等（李祜梅、邬明权、牛铮、李旗：《1992—2018年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数据集.V1》，Science Data Bank，2019年7月4日，http://www.dx.doi.org/10.11922/sciencedb.797）数据综合制作。

注：津巴布韦华锦矿业经贸园区开工时间无论确认，故上图中总数为43家。

其次，地区国别上，地理距离及发展潜力是两个最大的决定因素。地理距离更近的东非地区明显更多。整体数据中有接近一半（20家）在东部非洲，其中埃塞俄比亚有10家，高居国别榜首。官方数据的地理分布相对平衡，但东部非洲居于榜首，与南部非洲一样均为8家，西部非洲6家，北部非洲3家。从发展潜力上，整体数据和官方数据均显示，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乌干达、赞比亚等国居于前列。

其三，园区类型上，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产业园区、综合产业园区相对更多，重工业园区极少（整体数据为4家、官方数据为3家）。

最后，企业属性上，国企明显多于民企。整体而言，国企25家——包括央企11家、地方国企14家，民企19家；而官方数据中的国企比重更高，接近70%（17家），民企仅8家。

尽管从数量上看，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确取得较大进展。但无论是在1993年、2003年还是在2018年，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合作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高度相似：东道国的政策、法律、商业及基础设施等环境严重不利，中国企业投资经验、人才储备、语言能力欠缺，相关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力度不够，等等【5】。

2.经验积累是中非双方的共享优先

无须深入观察便可发现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的明显悖论：回报较低，但却发展迅速。由此产生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这一发展的？对中方行为体特别是企业来说，没多少钱赚为什么要去？尤其是，商务部从2015年起停止了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财政补贴，这意味着从国内赚钱的解释也难以适用——有的地方政府可能仍在提供财政补贴。对非洲东道国及相关行为体来说，没多少钱赚为什么要你来？

因此，必须从经济动机外寻找其他原因。笔者发现，经验积累对中非双方都高度重要，或许是解释这一悖论的恰当要素：对中国行为体尤其是中资企业而言，由于“走出去”的经验、能力等不够充分，因此规模有限甚至空间封闭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使其通过“抱团出海”“抱团取暖”来实现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快速培育和积累“走出去”的经验与能力，进而实现商业成本和运营风险的最小化，以及长期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对非洲东道国而言，经济发展不充分呼吁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全面改革难度大、风险高，因此通过在有限地理空间内的集中性试点改革来积累经验，培育“局部试验”和“逐步推广”的经济改革模式，有可能实现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最小化和发展有效性的最大化。

正是出于对经验积累的共享优先，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形成了一种负循环：经验积累的战略考虑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较小经济回报相互强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负循环还推动了中非经验分享的模式创新。

经验分享自冷战结束后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6】，一般分为讲故事和授知识两种模式。前者更容易建立信任，并通过个人或具体故事实现情感共鸣，尽管其中也可能存在诱导性、单一视角的问题。而授知识则需要一个知识化的过程，将简单的故事、具体的经验上升为复杂、抽象的模型，最终实现知识编码【7】。授知识的知识化不仅反映提炼水平，也反映出其历史经验与当下现实的时间差距。比如，主要基于发达国家至少100年前的发展经验，世界银行在资金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试图将自身转向为知识银行；它将知识划分为隐性、半隐性和显性知识，并试图运用知识捕捉、知识保存、知识库建设等手段提高知识分享的可能【8】。

考察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可以发现其经验分享有两个独特性：一是中方有鲜活的故事可讲，很多个人甚至参加过国内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建设；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与非洲的发展现实之间的时间差距不大，20世纪70年代时非洲整体的人均GDP甚至是中国的3倍。因此，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事实上可以同时运用讲故事和授予知识两种模式，使中国经验可以跨越时空应用于非洲。应用国际发展学中的通用术语，当中国行为体试图将自身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验分享给当今的非洲东道国时，这更多是种平行经验分享。正如李小云教授所说，平行经验分享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向非洲示范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经验，而不是中国当前的经验模式【9】。当然，由于中国的发展水平普遍高于非洲东道国，因此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时，就会出现另一种模式——梯度经验分享，即用我们克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困难并实现发展的经验，告诉对方应该怎么样做，或者说怎么样做更好。换句话说，中国很好地结合了平行经验分享与梯度经验分享，比起西方单纯的抽象的梯度经验分享的效果应该更好。

3.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验分享模式创新

必须承认的是，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验分享模式创新仍处于初级阶段。由于中资企业经验欠缺、赴非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动机不纯、以及与当地经济社会结合不紧等原因，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验分享模式创新仍是一种自发行为，远未产生自觉意识。这样，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分享极可能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而模型化、编码化的发展知识分享明显不足，甚至可能导致诸多不当实践被错误地理解为通用经验，这既不利于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也不利中非创新性经验分享模式的持续塑造。

第一，尽管有重大的短期回报，但因“走出去”经验不足、自身经验的知识化不够而来的“抱团出海”“抱团取暖”，可能会对长期收益造成损害。

中资企业“走出去”能力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抱团出海”；而相应的“走进去”能力不足，使“抱团出海”后还得“抱团取暖”。从短期看，这的确有助于引导中资企业“组团”进入，为当地创造就业、贡献税收，促进东道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正是上述优势逐渐被非洲国家所认识，才使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10】。但其长期消极面也很明显，且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其一，“抱团出海”不可能无限降低对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要求，因此参与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企业仍更多是来自发达的省市区，这重大地压缩了相对落后的省市区与非洲展开平行经验分享的空间。其二，“抱团取暖”意味着对东道国的“集体施压”和“集体谈判”，从而增加了自身孤立于当地经济、社会的风险，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固化一些不当做法，特别是导致中资企业封闭的“海外大院”模式的持续生产与再生产【11】。

第二，尽管有经验积累的考虑，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的短期盈利关切，结果是极易陷入“经验陷阱”。

必须指出的是，中资企业参与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动机是复杂的。在官方认可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之外，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动机事实上主要有两类：一是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争取有一天也能得到官方认可；二是迫于现实压力转型做境外经贸合作区，其核心目的是止损。更准确地说，部分中资企业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既不是为了获得政府扶持，也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迫不得已地将自身拥有的当地债务转化为投资【12】。扭曲的动机，极可能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国内恶性竞争的外溢。比如，宁夏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既不面对宁夏企业，也从未想过让宁夏企业率先“走出去”；其招商的主要对象仍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13】。二是容易陷入“经验陷阱”【14】，即事实上是将国内的诸多不良做法输出到非洲东道国。

第三，与前两个方面相关，由于经验分享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负循环，因此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融入东道国经济的水平普遍较低。

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当地经济的“飞地”，并非个别现象。东道国对此早有充分认识，但更倾向于将其视作经验学习的成本。由此而来，东道国往往倾向于采取自建经济特区的方式，实现成本—收益的更好管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均是典型。这一策略对东道国来说至少有三重好处：一是在国内形成经济特区的梯队建设和多样化格局，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更多被视作经验学习基地；二是通过自身经济特区的梯队建设和多样化战略，反过来制衡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提升自身的谈判筹码，缓解中方“抱团取暖”“集体施压”的压力；三是用自身经济特区的开放性，吸引其他国家企业入驻，从而抵消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封闭性”，进一步缓解中方“抱团取暖”“集体施压”的压力。对中非境外经贸合作来说，非洲东道国自建经济特区的努力意味着三重挑战：一是竞争更加激烈；二是“集体施压”空间遭到抗压；三是战略重要性明显降低。

4.结语

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进展本身凸显了一个悖论，即效益与进展并不匹配；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非共享的经验积累需求上。这一奇怪的搭配推动了中方某种程度上自发的经验分享模式创新，因此其中也潜藏着诸多风险。必须承认的是，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促进的中外经验分享模式创新有着重大的理论和战略意义；但要推动这一创新持续发展，就可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赚利润”与“攒经验”的负循环，建立起二者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注释

[1]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jmhzq/article01.shtml。

[2] 相关信息见https://oip.ccpit.org/。

[3] 李祜梅、邬明权、牛铮、李旗：《1992—2018年中国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数据集.V1》，Science Data Bank，2019年7月4，http://www.dx.doi.org/10.11922/sciencedb.797，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8月14日。

[4] 黄玉沛：《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挑战与深化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2-116页。

[5] 有关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乃至更宽泛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文献，有关挑战的讨论往往大同小异，均主要强调上述方面。例如可参见：严兵、贾辉辉：《推进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8日，第3版；李奇伟：《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方案》，载《国际工程与劳务》2020年第5期，第68-69页；王洪一：《中非共建产业园：历程、问题与解决思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第39-43页；黄玉沛：《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挑战与深化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2-116页；刘晨、葛顺奇：《中国境外合作区建设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非洲的实践》，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3期，第82-83页；等。

[6] Lim Wonhyuk, “Korea’s Knowledge Sharing Program (KSP),”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2015, p. 137.

[7] Deborah Sole and Daniel Gray Wilson, Storytelling in Organizations: The Power and Traps of Using Stories to Share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 LILA Harvard University, 2002, pp. 1-12.

[8] Steffen Soulejman Janus, Becoming A Knowledge-Sharing Organization: A Handbook for Scaling up Solutions through Knowledge Capturing and Sharing,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16, pp. 1, 4-6, chap. 5.

[9] 《中坦合作：农业驱动减贫之道》，载《中国科学报》2015年7月29日，第5版。

[10] 程诚、徐嘉勃：《从无偿援助到合作园区：中非发展合作模式的变迁》，载《城市中国》2020年第2期，第107页。

[11] 雷雯：《差序凝视：海外中资国企的空间治理——以坦桑尼亚R乡农场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0-17页。

[12] 吴维鑫：《国家级民营自贸区在尼日利亚的现实主义策略》，载《城市中国》2020年第2期，第160页。

[13] 张晶：《从中阿博览会到中阿（杜库姆）产业园》，载《城市中国》2020年第2期，第78页。

[14] 孟雷、李小云、齐顾波：《中资企业在非洲：文化的经验建构与“经验陷阱”》，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6页。

    本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非洲研究小组”第63期。